（按：本文整合了2019年12月兩場內部座談會的發言稿，於2020年1月7日補充修訂；內容根據過去半年筆者在香港經歷黑暴運動的觀察和感受，加上對事件的一些分析整理而成。發言稿並非完整的論述，而是旨在提供一些思考點跟與會者互相交流，集思廣益。）
近半年的香港黑暴運動性質，我會描述為：親西方帝國殖民主義的資產階級與小資買辦在香港的奪權運動，醞釀已久，一直在找機會；香港的地緣政治環境與人口結構組成，以及親帝親殖勢力長期的意識形態灌輸工作提供了土壤，終藉《逃犯條例》修訂爆發大規模的反中運動。
醞釀的背景，遠可追溯至1989年，近的有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與2014年的「占中」。
「占中」之後，反對派多次尋找機會發難，都是針對香港與內地關係來挑撥，例如高鐵西九龍站「一地兩檢」問題，本來想趁此興風作浪，但在立法會與輿論上搞了將近一年，沒有成功。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2018年9月23日正式通車。截至2019年8月31日，首343日的總客量達1,787萬人次，日均約52,102人次，這個數字受到香港一些反政府媒體攻擊，說它比預期低。但如果考慮到各種因素，包括已開通的內地城市點、票價、其他陸路交通的選擇等，每天五萬多人次不能說少，而且不要忘記，去年六月份暴亂以來，高鐵站是暴徒攻擊的目標之一，肯定影響乘客的出行意欲。七月份總出入境人次接近157萬，八月份總出入境人次是116萬多。
上述反映一個事實：香港與內地的連繫很頻密，兩地民眾有往來的需要。
高鐵的一地兩檢搞不動，但此次修例引發大規模反對運動，是藉著兩大因素：
第一，香港常常自詡為法治社會，但法律一直沿用殖民管治的法律，非一般人所能理解。殖民管治的法律是區隔精英與一般民眾的手段，把精英管治合理化。回歸後，這種安排沒有改變，沒有解殖。反中亂港派就是利用法律距離一般人甚遠的特點，成功煽動香港人對內地的不信任與恐懼，特別是對內地法治的不信任。
《逃犯條例》是很複雜的法例，一般人不懂，就連受過高等教育或法律專業訓練的也不容易懂。特首去年六月中宣佈暫緩修例後，行政會議成員、大律師湯家驊接受電台訪問，透露其同為執業大律師的兒子此前對父親支持修例的立場「有意見」。直至6月12日發生暴亂當天，其子才首次閱讀修例內容，第一次看不懂，到第二次才看懂；看懂後，其子同意修例是正確的。
連執業大律師也對修例內容沒興趣，沒看條文便對修例「有意見」。到認真閱讀條文時，也要看兩次才瞭解內容。可想而知，一般市民更加難以對條文感興趣，即使願意細讀條文，也難以明白。
另一位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則在電視訪問中說，撤回修例前一星期才收到政府解釋修例的小冊子，但小冊子像「整本教科書般」，沒有誰會看得明白；對此，政府的解釋是要先給律政司審閱，因此這麼遲才推出冊子。劉淑儀說政府工作嚴謹，但市民不會有興趣看，「今時今日要打民意戰，別人一句口號、一個標題、一幅圖都K.O.（打敗）你」。
內地一篇評論香港法律精英的文章非常準確：「這就是殖民地的精英治國，精英首先利用語言屏障，然後是專業屏障，把治理與普羅大眾徹底區隔開來。這是一個完全離地的政治精英小團體統治的社會。回歸22年，這種脫離群眾的殖民地治理還在繼續。看到這些小處，就能明白為什麼香港老百姓不認為政府能夠代表自己。」[1]
可以說，高鐵不能挑起巨大的群眾運動來反中，因為出行，包括到內地的出行是很具體、在地的行為，一般人都有經驗，知道是什麼回事，所以反對派利用一地兩檢來恐嚇香港人就沒有太大的效果。相反，香港法律距離一般人很遠，用的是很難、非常抽象的英文，就算是受過大學教育，如果專業並非法律也很難明白。香港法例現在有中譯本，但行文同樣生硬難懂，一般市民都需要依靠法律精英來理解或行使法律權利。反對派當中很多是律師、大律師，並非偶然，因為他們可以用法律專家的姿態來引導輿論。有些反修例的示威者接受傳媒訪問時說，他們並不瞭解修例內容，但是很多律師都發表了聲明反對修例，「雖然我不瞭解，難道他們都不瞭解嗎？」
正因為法律、《逃犯條例》離一般人很遠，因此有很大的操弄空間——「如果你不反對，將來有一天被『送中』的會是你」。愈是不知道會否發生的事情，愈能夠挑起恐懼。網路是情緒帶動的輿論場，加上反對派的文宣、網路戰是全方位的，有一大團網軍，分工細緻，每天都有宣傳，美工也很精美。鋪天蓋地的線上、線下文宣，先吸引大量民眾的注視，繼而動搖他們的思想，進入他們的靈魂。
第二，《逃犯條例》修訂不會影響一般人（移交逃犯有幾大原則：疑人涉嫌的犯罪在兩地都構成罪行；不會因政治罪而移交；可判的刑期達七年或以上等），但會影響某些有財有勢的人，包括在港的估計有200多名的內地逃犯。
此外，不少香港人正在或曾經在內地生活、工作或做生意，他們當中有人曾觸犯內地法律，因此對修例感到害怕，無論修例對他們實質上有沒有影響。我有朋友認識一家上市公司的主席，運動初期此人號召我的朋友上街示威，因為此人在香港有家室，卻在內地另娶，犯了重婚罪。
反修例初期，金融服務界積極參與，包括銀行、會計界等。他們相信修例會損害他們的利益，因為逃避內地法律的人來香港時，也會帶來資金購買資產，需要銀行、資產管理、會計等金融服務。
以上是具體利益受損的一群，他們有錢，也有誘因出錢出力推動反修例。網上曾經流傳一段視頻，內容是逃到美國的內地商人郭文貴與香港「本土派」的梁頌恒的電話談話，郭文貴表示會出資出力支持香港的反修例運動。
運動能夠維持逾半年而未有平息跡象的原因：
香港的小市民心態與極端個人主義混合一起，助長了黑暴，讓黑暴能量愈滾愈大。香港的小市民意識裡缺乏國家觀念之餘，連集體意識也缺乏，每個人都是割裂的個體，各自尋找利益，只要「我」不受影響就可以了，尤其是反修例運動初期，小市民事不關己的心態助長了暴力橫行。例如，初期的不合作運動沒有現在的極端暴力，其中一段視頻顯示有搞事分子阻礙入境大樓升降機關門，當時升降機裡站滿人，人人低頭不語，終於有一名男子按捺不住，走出升降機推開阻擋關門的人，雙方發生衝突。升降機裏的其他人看見搞事分子被推開，便按掣把升降機門關上，遺下挺身而出的男子獨自對付搞事分子。
政府不作為，一是官僚怕事避事（少做少錯，不做不錯）。二是政府沒有解殖，公務員甚至高官不少都在同情、甚至支持反對派的運動。於是，黑暴在全港的所作作為受到縱容，變相被鼓勵，最明顯的例子是各區所謂的「連儂牆」。負責街道衛生的政府部門食環署任由反對派把謠言、反中反民族的歧視性標語、警員的個人及家人資料貼滿行人天橋、隧道而不清理；換了在平時，市民在公共地方貼一張標語也有可能會受到票控。
香港由精英集團管治，小小的地方官場關係網複雜；政府內部有所謂deep state的現象，內地有些評論已指出這一點。以上述食環署為例，現任署長劉利群的丈夫蔡海偉是公開支持反修例運動的「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的行政總裁。
可以說，香港事件如此難處理，是因為政府以至整個精英的管治結構沒有真正解殖，沒有真正回歸。
香港的情況也完全應驗了犯罪學的「破窗理論」——不但與運動有關的罪案上升，連無關的罪案也上升，一般治安差了。我初接觸破窗理論是在巴黎念政治學時，上課時聽教授講這個理論，後來畢業的時候，全體畢業班前往「歐洲之都」布魯塞爾參觀，一位武漢來的同學甫踏出火車站，就跟我說他終於明白「破窗」是什麼情況，因為眼前的建築物滿布各種罪案的痕跡；各種損毀、塗鴉沒有得到修補，一般人看不到犯罪會有後果，罪案不斷滋生。當時我們以為，這是西歐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獨有現象，但想不到今天我在香港目睹這個情況。
眾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好像也不明白「破窗」牽連的道理。我有一位德國來的同事從一開始就支持反修例運動，至今天仍然如是。前陣子她向我抱怨，說她居住的社區向來很太平，但最近發生至少兩宗爆竊案，她抱怨警方沒能破案。她怎麼知道有案件發生呢？因為警員上門告訴她（我心想，警員如此忙碌，仍然登門造訪，她應該感恩才對）。我對她說，我們早就預計香港會不再太平，罪案率會上升，她才好像恍然大悟。
上月某個晚上，我在家附近散步，與三個匪徒碰個正著，他們到附近店鋪打劫傷人，其中一人手持13、14英寸（約33厘米）長牛肉刀。三人跑上賊車時，距離我不足一米。我唯有硬著頭皮裝作沒看見，繼續向前慢步，事後報警。這樣的情況，還是第一次遇上。我登上警車返回現場提供資料時，跟警員說香港治安差了，警員也認同。
數字方面，香港警方12月23日在記者會表示，去年首11個月行劫案件有170宗，較前一年同期上升近三成，幾乎隔日便發生一宗，不排除有匪徒近月趁警力弱時「趁火打劫」。警力弱其中一個原因，是警力主要用以應付黑暴的街頭運動，街上鮮有警員巡邏，盜賊認為有機可乘。近日，連街上的違例停車也明顯多了。
香港事件是「富裕時代的社會抗議」（鄭永年語）。參與運動的多是中產階級，以及來自中產家庭的學生，他們仍沒有因為參加運動或因為黑暴造成的經濟損失而受害。警方12月9日公佈的數字透露，至今被捕的六千人當中，四成是學生，來自全港各間大學的本科課程、研究院，以及60%的中學。這些中學不少是所謂的名校，家長少一點資源也不能把子女送進去。被捕的成年人當中不乏專業人士與公務員，當中有工程師、醫生、飛行員、消防員、教師等（警方數字透露至少有80名教師被捕，由幼稚園到大學教師都有）。
支持運動的中產階級人士多為所謂的「和理非」。暴徒固然可惡，但說到底他們要冒著受傷被捕的風險，個人認為，這些「和理非」更可惡。他們所謂「和平、理性、非暴力」，實質上是推別人去死，自己躲在後面，收割暴動成果。
所謂「攬炒」（意即「玉石俱焚」），「靈感」據說來自電影《饑餓遊戲》（Hunger Games）的對白："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這場黑暴運動一些口號直接來自好萊塢電影，除《饑餓遊戲》之外，另一部是港譯《V煞》的V for Vendetta，裡面的V形標語與對白 “Ideas are bulletproof”也被示威者到處塗鴉）。
被「攬炒」的是底層。黑暴嚴重打擊餐飲和服務業，那裡是基層工種的集中地。我所工作的學校由去年11月中起停止「實體課堂」，校園又實施保安措施，不讓校外人士進入，校內的中餐廳生意一落千丈，採取的節流措施包括「削減員工開支」——也就是說，員工面臨失業、減薪與開工不足的情況。另一邊廂，學生食堂因為屬於美心集團而被針對（美心集團創辦人的長女高調批評黑暴運動），員工上班期間總擔心暴徒隨時來打砸，心理壓力很大——食堂最終在學校被迫停課期間被暴徒砸爛，至執筆之日都未能復業。
中產有專業、積蓄，也有外國居留權，不用承擔「攬炒」的後果。底層工人卻會因為經濟蕭條而受到沉重打擊。
「和理非」的暴力
很多人說運動發展至今是變質了，原本是和平遊行，到現在演變成暴力運動甚至是恐怖主義運動——我不這樣看。前特首梁振英曾經提出：「和理非」需要「勇武」的暴力，「勇武」則需要「和理非」的人數，兩者是共生的關係；我很同意這一點。反修例初期，我們看到經常發動「和理非」遊行的「民陣」無所不用其極，誇大遊行人數（稍有常識也知道一、二百萬人遊行的數目絕無可能）。團體連署也是用不誠實的方法來誇大數字——連署不用實名，只用不同身分反復簽署反修例聲明，目的是要營造香港遍地都是反修例的假像。這次運動使用的很多是心理戰術，包括「連儂牆」——就是要使人覺得香港大部分人都反修例，看到這些宣傳，本身沒有什麼立場的人會受影響，不同意反修例的可能懷疑自己（「既然大部分人都這樣想，是否自己想錯了？」），又或者根本不能發聲。發聲的話，最初會被語言暴力圍攻，後來會被打。
香港受到的破壞其實是把「和理非」心裡想要的改變具體化，他們「不割席」是策略，但也是他們心理狀態的具體反映。無論他們口裡是否支持港獨，和理非希望香港出現的改變是目前既定制度下不允許的（爭取「雙普選」實質上是分離主義運動）。他們口中的「革命」有一定道理——當然，從社會進步的角度看，這場不是推動進步的革命，而是把香港拉回殖民時代、受英美管治的反動反革命運動（所謂「光復」，就是要回到那個時代），把香港從國家分割分裂出去。
意識形態國家機器[2] ——學校、教會、媒體、法律全部控制在反中亂港派手中。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止暴制亂」如此艱難，因為意識形態機器與政權、政府對著幹。
1989年代的學生——也是我那一輩，很多人當上教師、記者、編輯，把他們那一套灌輸給下一代。可以說，我們那一代的父母大部分從內地移居香港，雖然我們接受的是殖民地教育，但從來不會懷疑自己中國人的身分，有些愛國的老師上課的時候也會跟我們講，香港是中國一部分，不知道（當時還不知道）1997年之後香港會否歸還中國。
我念書的時候，香港初中的中國歷史科是必修，但會迴避敏感的近代史，中三（初三）講完鴉片戰爭就完結。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的時候，我剛好念中三，我的中史老師常常說，課上的歷史事實就在我們身邊，責備學生不關心時事。
我們念中史，不少同學都是臨考試前把課本內容全數背下來，考試時一字不漏默寫出來。那一年大考，老師卻故意出了一道填充題考鴉片戰爭：「香港割讓給英國，終於在1984年中英兩國簽署_______________後，事情得到解決。」這個答案課本是沒有的，但沒有難倒我：我從小就很關注時事，有讀報的習慣，知道中英談判；《聯合聲明》簽署後，學校附近的普慶戲院門前放置了一疊《聲明》的印刷本供市民免費取閱，我也因為好奇拿了一本回家，所以能夠回答中史老師這道「課外問題」。但問題確實難倒了不少同學，有位時常在中史科考100分的同學就是因為這樣沒能拿滿分。當時，我能領略老師對著我們的焦急，恨鐵不成鋼。有時也會想起，如果老師看到今天的香港，應該會很痛心。
現在到我當上教員，也常常批評香港青年學生知識面太窄，歷史觀偏差，但有時又覺得他們是受別有用心的人誤導，其實是挺可憐的。去年九月開課以來，我特別注意學生的情緒，儘管不會主動在課堂引起什麼話題。
我會注意到，雖然他們的國家意識淡薄（比如說，不說「中國」而說「中方」，好像那是一個沒有感情的物件一樣，初聽到學生這樣說時我很愕然，後來發覺這是近年一個普遍的現象，幾乎肯定是中學受教育時形成的）。不過，文化、社會方方面面他們其實就是徹頭徹尾的中國人。
我有一門課講飲食文化，其實談起中國的飲食文化，同學都有很多認識，很感興趣，因為這就是他們的文化。我在課上播放內地高質素的飲食紀錄片，例如《舌尖上的中國》或央視的紀錄片，即使是上個學期鬧得那麼厲害，也會看到學生眼睛睜得大大的，很感興趣。有些同學上課也要戴個黑口罩，抗拒內地節目，但到精彩之處又會偷偷看幾下。
現在學校不是沒有講歷史（完全不講的話，也許傷害反而沒那麼深），而是灌輸一種錯誤的歷史觀。早前，我寫了一篇文章[3]，就是批評有些教材把鴉片戰爭、簽訂不平等條約的責任推到中國身上。
又比如港、台某些青年都會用「支那」來污辱自己的國家。說他們不認識歷史嗎？但為什麼又能用歷史上日本帝國主義的蔑稱來侮辱自己的民族？
對歷史抱著扭曲的史觀，是全球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操作一部分。
金融資本主義年代，符號化、數位化—— 情感被動員，精神健康成為時代病症，也表現為這場運動的一些現象。這一塊是我一直想梳理的部分，但一直沒有整理成比較好的論述。
我們打的是媒體戰、心理戰，運動動員的是情緒。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場黑暴運動是集體精神病爆發。我有學生參與過示威（不肯定他有沒有參與暴動），後來受不了沒有再去。他說，看到很多前線都表現出精神病的狀態，他所認識的「港獨」、「本土派」都有躁鬱症。傳媒報導，早前因暴徒占領理工大學而揚名的「廚房佬」離開理大後被送進了東區醫院精神科病房，也被診斷為躁鬱症。我提出這一點，並非想說他們「神經病」，然後可以不搭理。相反，精神病是金融資本主義的時代病。如果我們不從金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著手瞭解，是不能夠明白這場運動所表現出來的集體病態。
選舉與大數據
符號資本主義，情緒被動員到生產當中，我們的情感進入大數據，成為生產的一部分。
剛過去的區議會選舉，我們看到反對派奪得大部分議席，也是因為他們充分掌握選舉遊戲，懂得利用大數據的演算法。
以下的分析比較技術性，但可以看出反對派和反中媒體過去大半年的所有動作，都與選舉有關。
區議會選舉結果呈現反對派與建制派的得票比例是六比四；前者憑六成選票得到八成議席，就是經過精算。[4]
此前，香港發生了一些事情：
1）2016 年，選民登記冊遺失；2017年 特首選舉期間，328萬選民資料外泄；
2）去年7月1日， 立法會被暴徒攻入，電腦被偷；
3）去年區議會選舉之前，多個建制派議員辦事處被破壞，資料外泄；
4）《蘋果日報》利用一則娛樂圈八卦新聞（已婚藝人許志安在計程車內與年輕女藝人偷情的視頻被公開），要求讀者登記資料才能瀏覽該報網站。
藉上述第1-3)點， 掌握選民個人資料及地區分佈。藉第4)點，憑大數據分析選民投票傾向。
另外，候選人與選民方兩方面亦可被操弄。
候選人方面，可按選區選民投票傾向，策略性安排候選人在哪區出選。如某區黃絲選民多，可推毫無知名度的新人參選，因為黃絲選民不會理會政綱或政績就會投給黃絲候選人。以新界東石門選區為例，建制派民建聯候選人為連任區議員，對手是反對派公民黨21歲女候選人，毫無政績，也沒有政綱，只突出「五大訴求」，也獲反對派所謂的「區選聯盟」認證。票站附近只有民建聯的助選團，公民黨候選人連助選團也沒有，也不見宣傳，結果公民黨仍然勝出。
穩操勝券的選區可以派新人，也不用花資源。藍絲選民較多或建制派候選人實力較強的選區，反對派便派出重磅候選人應戰。就這樣，反對派可以精準調撥候選人，把資源以最有效方法運用。
選民方面，針對黃絲較弱的選區「種票」。黃絲中有大量從未登記為選民的年輕人，通過新登記選民的作業，用任何一個真實存在的住址在黃絲勢力較弱的選區登記，甚至虛構地址登記。
也可動員現有黃絲選民更改住址，取得需要「黃絲票」的選區投票資格。方法也是層出不窮，可利用黃絲團夥提供的住址登記，簽署同住證明書；或到民政事務署作虛假聲明，聲稱自己在某個位址居住（連暴動罪也敢干犯，發假誓可謂「小事一樁」）。
關鍵是投票只需身分證，不用出示投遞到登記住址的投票通知書。網上就有傳聞郵局有大批不能寄達郵址的投票通知書。
憑著大數據分析，再在候選人與選民方面雙管齊下，反對派可以精準奪票，儘量放大效果。
前望
1. 青年
內地有評論引用港大民意調查，說自2008年香港人的中國人身分認同開始出現逆轉，但一直沒有具說服力的解釋。我認為，須注意這些調查的可靠度。調查說2019年只有10%香港居民自我認同為中國人，且自2015年節節下跌，年輕人更只有2.7%自我認同為中國人。我想起有次在研討會聽港大研究人員的匯報，問題都是有引導性的，得出這些有偏差的結果毫不出奇。因此，看調查結果之餘，也要看他們的問題怎樣問。
2014年發生了占中，部分年青人被激進化之餘，其實也有小部分年青人因不認同占中，國家觀念加強了。我當時就有一個學生說，以前從來不明白中央說的「外國干預」是什麼，經歷了占中就很清楚。這當然是很小部分的學生，但相對於數字，我覺得學生這種質變更加可貴，也給我們啟發——教育與輿論很重要。近半年的事件，更明顯看到一般市民的國家觀念增強了；我身邊就認識這樣的老中青年。
所謂「民意」會逆轉，關鍵是怎樣引導輿論。
我也注意到內地媒體不少評論用「代際論」把香港市民劃分，說建制的基本盤在中、老年人那裡，年輕一代都是反中的（黃絲）。這個分析有一定道理，但我們別忘記香港的人口構成本來就有相當一部分是反共的——這是「香港的基因」（陳啟宗語）——1949年建立新中國，50、60年代的政治運動，文革，然後是80、90年代民運，這些時期來港的都是反共的一群，他們可能吃過共產黨的虧或受過委屈，仇恨很深。反觀年輕人的反共情緒未必及中老年人那麼強烈，因為很多年輕人本來就沒有在內地生活過或對內地有足夠的認識。
早前內地《觀察者網》也有香港左翼青年寫他如何看香港「青年」。的確，香港青年反中反共有普遍性，也如作者所說那樣有原因可尋，但他從左翼視覺出發，並沒有超越已經不斷在重複的代際論，有點可惜——代際論有誤導，也去不到核心。
我不同意代際論的主要原因，是它指向、暗示著一種線性的「蛻變論」：同意普世價值政治的會覺得年青一代比上一代「進化」，不同意的會覺得香港年青一代毀了，沒有前途了。兩種看法都有偏差。
別忘了青年也有階級之分。三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5]，針對一個叫「青年新政」的本土黨派，當中引用過一本著作，是Mayssoun Sukarieh and Stuart Tannock 的Youth Rising? The Politics of Youth in the Global Economy。主要想說的是青年人也是一種身分建構，看似非政治化，但實質上「青年」成為了全球資本主義年代之下推動新自由主義議程的代理人。這種操作掩蓋了青年背後也有階級利益、意識形態之分。
而且，我們身邊都有一些例子：年長一輩是「黃絲」，年輕一輩不黃。前陣子我便看到一個反對黑暴運動的年青人在臉書上分享他和深黃母親的對話。
我參與的一個關注教育群組，有家長分享，其念中四（高一）的兒子就讀的教會學校宗教味很濃，校長一早表態支持反修例，同學據估計也是九成黃，他兒子是少數不黃的學生，在校內公開與黃絲同學辯論（我們已聽說很多不黃的中學生在校內被欺淩的事件）。結果，在學生會選舉中，他兒子以最高得票當選社長（是同學投票的），他的對手，一個黃絲同學，連普通幹事也選不上。如何解釋這個投票結果，我們在群組討論也未有什麼定論，但深入分析這類現象應該比代際論或單純看青年的政治表態有建設性。
其實中學生所謂「黃」，多是朋輩師長的影響和壓力，也因為他們缺乏思想資源分辨，所以未來應該朝這個方向努力。
年青人很易受影響，上述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就是在塑造「青年」的主流意識形態。所以要對準問題，下決心整頓學校、媒體、教會。
2. 群眾
香港市民向來缺乏組織，但這次事件中，我們看到有愈來愈多人在學習，培養鬥爭意識，不斷演練，累積經驗，自我組織起來清理路障、清理「連儂牆」、制止黑衣人阻礙地鐵、支持被砸的商戶等。去年12月9日黑暴分子再度企圖發起「三罷」，愛國「藍絲」群組自我組織起來，逾1,000人在各大地鐵站配合警方，打了漂亮的一仗，成功瓦解對方行動。其實，某些黃絲群組在事前風聞藍絲動員組織來勢很猛，便以「氣溫太冷」為藉口（當時有攝氏15度）取消行動，但仍有個別黃絲出動試圖堵地鐵門、堵路。
12月24日晚，愛國群組發起到美心集團酒樓聚餐，「迎戰」聲言會在當晚搞破壞的暴徒。
愛國愛港集會、反暴力集會、護國旗、「快閃唱國歌」等行動，反映香港不少群眾的愛國熱情因近半年的事件而啟動。12月15日反暴力集會有大概一萬人參與，主辦單位最初呼籲參與者盡量帶區旗，不要舉國旗，引起參與者批評。主辦單位最後讓步，取消這個呼籲。現場所見，到處都是國旗，也很受歡迎——大面積國旗皆成為參與者爭相合照的對象。筆者帶去的兩面小國旗，也頻頻被借去拍照留念。現場也有人舉起黨旗，是我第一次在香港的集會中見到黨旗。
針對近半年的黑暴，反黑暴市民按界別自我組織，如律師（由100名律師組成的「熊貓律師」，向因為反暴力而惹上官非的市民提供義務法律援助）、醫護界（如：反暴力醫護聯盟）、家長和關心教育的社會人士（如：香港教育問題爆料區、香港家長與教育關注者聯會等；事件前已成立的關注組有「聲討教協」等）。
3. 政府機關
警隊近半年的表現令人刮目相看——面對大規模的抹黑、造謠、詛咒和針對警員的暴力罪行，警方仍能沉著應付，至今沒有在執法過程中導致任何人死亡。個人認為，警隊的表現是政治思想的結果——警隊成為率先去殖民化的政府機關，不久前放棄英式步操，改用解放軍式步操。更多警員加入微博，感受到內地群眾對他們的支持。
去年11月成為警務處處長的鄧炳強在天安門廣場觀看升旗儀式的照片在內地與香港社交網路廣泛流傳，成為佳話。
成功處理理大事件的西九龍總區指揮官卓孝業早前接受傳媒訪問，勸喻年輕人「要有家國情懷，否則的話，很難有定位去看世界。尤其我在殖民地年代當過警員，我更加清楚知道自己是中國人。」。
教育局此前一直態度軟弱曖昧，耍官腔，縱有教師明顯違反專業及道德操守（如在社交網路上詛咒警員「死全家」、警員幼年子女早死等等），仍然選擇姑息，只予譴責。但近日該局態度轉趨明確、強硬。12月19日，局長楊潤雄向全港中小學校長、教師、家長、學生發信，表明會根據《教育條例》跟進教師涉及專業操守的個案，若情節嚴重，會取消教師的註冊；楊局長在信中同時首次明確反對學生在校內舉行或參與宣示政治立場的活動（包括罷課、唱歌、喊口號、拉人鏈等）或派發政治宣傳物品。近期所見，每當家長或社會人士向教育局投訴學校、教師或教育團體煽動學生，教育局的回應比之前迅速、具體，如表明某些議題偏頗，不能帶進校園。
煽動性的教材不斷曝光，大量學生、教師被捕，中學校園發現爆炸品，學校職員在山頭測試引爆遙控炸彈等事件顯示，香港學校教育岌岌可危；加上愈來愈多家長、社會人士就歪風發聲，內地媒體的批評也不遺餘力，相信都給教育局帶來壓力，需要行動。
4. 高等教育
香港高教界無論是教學或研究，未來一段時間發展相信會趨停滯。此前一段長時間，香港院校的研究，特別是科研非常倚重內地人才或「海歸」。近月，多所大學被嚴重破壞，研究設施與資料受到損毀，外國學者也會卻步。另一方面，未來一段時間，各大學相信難以招收到非本地學生（包括內地生、外國學生、交換生）。香港「八大」受公帑撥款，但這次事件觸發公眾對大學的強烈不滿，政府早前在立法會主動撤回三項涉及大學醫療教學設施的撥款申請。
香港黑暴為患，知識分子確實負有不能推卸的責任：在這次事件中，許多高級知識分子表現得非常自私，眼光狹窄，只看眼前利益，不僅不能肩負社會責任，更為社會帶來負累。
中大
在黑暴運動當中，中大校長以至相當一部分高層與教員的表現，相信可以寫成一本教科書，從反面的角度來探討知識分子的責任。
一眾知識分子要麼支持暴力、縱容暴力，要麼默不作聲。到黑暴分子闖進中大，住在校園社區裡的教職員終於感受到黑暴的專制，起居生活受到影響才發聲，但也僅限於他們的社區的出入自由。香港一般市民飽受半年的黑暴之苦，他們是看不見，沒有感覺的。
在香港城門水塘旁邊發現懷疑是中大實驗室失竊的化學品，中大不予置評，同樣有化學品失竊的城大表示與他們無關。沒有一所大學公開說明化學品的害處在哪裡，告訴市民應如何防範食用水中毒。
中大所在的大學港鐵站受到嚴重破壞，幾乎要重建，中大不但沒有向公眾道歉，中大幾個教授在沈旭暉號召下，更高調鼓吹「黃色經濟圈」。
理大
理大被黑暴分子占領兩個多星期，一直不願和警方合作。
占領校園結束後，兩家大學連一句感謝警方的說話都沒有，馬上又希望政府撥款幫助他們維修校園。理工校長和校董會主席說他們是事件中的受害者，認為暴徒是「借場地」向政府表達不滿。大學成為暴徒的訓練場地，成為製造汽油彈及其他致命武器的軍火庫，對此校方根本不覺得己方有任何責任。
香港民眾對各大學自私自利的態度和做法很氣憤，對高等學府的知識分子非常失望。
5. 內地與香港
總的來說，內地（包括民眾、官方、輿論等）一直用比較善意的眼光看香港，最初把香港的暴亂看成是源於經濟矛盾——香港的確有很嚴重的貧富懸殊問題，但這一波暴亂跟民生問題無關，反而是資產階級買辦發動的政變，傷害人民利益。
內地推出一些利港的政策（不知有沒有前因後果關係），比如容許香港人在大灣區可以當地居民身分購房子，我個人是不認同這樣向港人傾斜的，其實也針對不了核心問題，但這又會在內地民眾之間引起反彈，覺得「愛哭的孩子有糖吃」。
現在，特別是區議會選舉之後，看來內地都有共識：香港的問題是政治問題。我也感受到有些言論對香港是徹底的失望，好像覺得香港沒救了。這種言論可能是因為本來把香港看得、想得太美好（不現實），現在「真面目」露出來，接受不了。
這次暴亂，我覺得香港沒有突然變壞，而是把很多埋下多年的問題徹底暴露出來。這本身不是壞事，因為要解決問題的話，就必先看清楚問題，才能對症下藥。當然，問題最終能否解決，還要看，這個需要長時間的奮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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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兔主席，《緊急法違反基本法？——香港高院的裁決》，2019年11月19日，摘自Chairman Rabbit微信公眾號。
[2] 這是阿爾圖塞在《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裏提出的概念。
[3] 《沒有鴉片的鴉片戰爭》，2019年11月15日，https://wp.me/p9zRcO-2QM。
[4] 反對派奪得385個議席，合共取得160萬選票，占總票數的百分之五十七；建制派雖然大敗，但仍取得約120萬票數，占總票數的四成。
[5] 《青年新政》，2016年10月22日，https://wp.me/p5W0s9-Ze。
開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