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緒主導能走多遠？——再談大學講師處境

近月，多間大學各有多名初級教研人員遭解僱，傳媒報道部分事件，加上先後有多篇評論文章見報，大學講師處境頓成熱話。其中張諾平6月11日在《明報》觀點版文章＜我們都是黑箱棋子——不獲續約講師的自白＞裏，講述作者不獲所屬大學續約的經歷與感受，並提及其他院校講師的遭遇。有見文章某些細節誤導讀者，筆者冀藉此文釐清事實，並推進相關思考。

想像與事實

張君透露，撰寫《我》文時，他內心充滿恐懼與焦慮，唯恐經歷公開後，從此不能再在學術界謀生。張君在文章一開始便以教育大學講師的遭遇來解釋他的恐懼：「教育大學朋友公開人文學院拒絕為7名講師續約後，『被提點』可能以後都不獲教席！我想公開自身處境，但我怕有同樣厄運。」

以上一段很符合香港「民主運動」的敘事方式，與泛民、本土、港獨陣營經常掛在嘴邊的「寒蟬效應」論述不謀而合。據稱，回歸後香港的言論自由每況愈下，因為當權者「以言入罪」，懲罰敢言者，令其他人不敢發聲。這類聲稱儼然「理所當然」，不會受質疑，說話者連基本事實也不用搞清楚。

問題是，張揚事件的教大講師是否沒有好下場？查本年一月，該校一名講師向校內全體教職員發出公開信，批評校方在毫無合理解釋下，不與其續約。信件同時帶出其他初級教研人員被無理終止合約的問題。公開信在校內引起極大迴響，因為信中透露的細節顯示校方缺乏清晰的評核準則，黑箱作業，對員工極度不公。該名講師六月底離開教大，由一月至她離職這半年期間，校方採取迴避態度，由始至終都沒有作出任何公開回應或解釋，不過，校方倒也從來沒有「提點」其可能以後都不獲教席。

「提點」一說有可能是源於同事之間的溝通。公開信發出後，校內多名教職員主動接觸該名講師，表達支持與問候，其中有資深教研人員善意提醒講師，公開信發出後，大學官僚可能會視之為「麻煩製造者」，有機會「互通消息」，令她以後都不能申請到其他大學教席，提醒她要有轉行的準備。資深教師出於善意、關心而提點不被續約的同儕，顯然與張君所描述的「被提點」、並使張君感到害怕的語境與脈絡完全不同。

張君因為內心極度恐懼，把「提點」一概視為來者不善的恫嚇，以致他一度不敢發聲，因為他害怕這樣做的話，會「有同樣厄運」——失去全職教席的「厄運」。然而，「厄運」降臨在教大講師身上了嗎？上文已提到，教大講師並未遭受恫嚇。退一萬步說，即使教大講師「被提點」可能以後都不獲教席，這仍然是未曾發生的可能性而已，「厄運」從何說起？很明顥，張君把內心恐懼投射到現實世界，信以為真。

充斥恐懼的社會運動

張君在文章一開始便把他的恐懼、想像與客觀事實混在一起，並以此作為他在報章上評論事件的起點與基礎。把情緒混入現實的情況在香港社運並不罕見。以電影《十年》為例，五個故事都是圍繞幾位本土派導演的想像與恐懼而發展出來。其中一個故事《方言》觸及近年甚為敏感的語言問題，想像香港將以普通話作為唯一的官方語言，並由此想像所有香港的士司機都必須通過由國家認可的普通話水平測試，才可以執業。

《方言》導演歐文傑是八十後，電影剛推出時曾接受傳媒訪問，說他最初加入電影界時參與的是港產片製作，可以用粵語寫對白。後來有合拍片出現，他一步步要寫很多普通話對白；到參與內地製作時，便需全用普通話寫劇本。

香港導演需用不熟悉的普通話謀生，對個人職業前途感到焦慮。歐文傑把個人焦慮情緒普遍化，包裝成香港整體社會面對的問題，套在「內地—香港矛盾」的框架之中，並據此編寫劇本，拍成電影。由此可見，電影雖然聲稱是香港的「十年預言」，本質卻是以個人情緒等同為客觀現實，結果是事實被遮蔽了，由此建基的討論其實是個人利益得失的反映，並不反映普遍的社會狀況。

同樣地，張諾平對個人職業前途感到強烈焦慮，致使他把恐懼情緒與現實混淆，建基於此的討論同樣反映個人或個別階層的利益得失，而非廣泛的社會狀況。

關注講師處境並非捍衛優勢

張諾平很恐懼，但他最後仍然選擇撰文，在報章發表。他說，「不想因這篇文章成為死士」，但他「希望香港的大學持份者，包括你我他甚至未來學子，明白事實；而大學有心人亦應做點什麼挽回大學教育意義。」

筆者祝願張君如同「佔中死士」那樣沒有死，而是好好活著。至於大學教育有什麼意義？在張君眼中，「我們大都有博士學位及研究訓練，矢志學術發展。全職被削，我們連同可申請經費的權利、可享用大學圖書館及研究資源的權利，甚至可取得研討會資訊的渠道等全被縮減！」

對張君而言，全職工作、申請研究經費、享用大學圖書館，甚至是取得研討會資訊的渠道，盡是接受了多年教育的「權利」，是大學教育的意義，現在全被削減，作者的失望之情溢於紙上。不過，張君列舉的這些失落其實反映了大學講師作為職業的優勢下降，即講師與更基層的勞動者之間距離稍為縮窄——大部分勞動階層也面對工作欠缺保障的處境，同時卻沒有講師的薪酬、待遇與社會地位。難怪有讀者讀罷張君的自白後留言說：每天都有人失業，為何失業講師覺得其境況需要引起公眾關注，難道「教書大哂」？

勿忘基層勞動者

大學員工除了講師之外，還有一大群清潔工是學校的基層骨幹，每天維持學校的正常運作。在我們這個垃圾城市，大學每天要處理的垃圾量多得驚人。在校園出入，不時會見到女工推著滿載黑色大垃圾膠袋的手推車，力氣少一點也不行。她們是外判工，有些在大學校園幹活二十年了，仍然是短期合約工，每隔兩至三年續約一次，領最低工資每小時34.5元，每月收入只有數千元。此外，清潔除了是細緻的打掃工作，也是強力勞動，經常需要搬運重型大型物件，時有滑倒受工傷的危險。

大學員工待遇與工作條件每況愈下，歸根究柢，是資本邏輯進佔高等教育的後果。關注大學講師處境，也是關注整個勞動階層在資本主義全球化之下的普遍狀況，而不是捍衛任何階層的優勢。倒過來說，如果大學講師只局限於個人經驗，受情緒主導，著眼於其獨有的待遇與遭遇，欠缺平等意識，欠缺對社會制度與宏觀現實世界的把握與認識，那將無法在廣大勞動者之間引起共鳴，也將無法凝聚更廣泛的團結力量來抗衡資本的專政——這才是大學教育意義的失落，自白再寫一百篇也沒有出路。

【本文原載 7月31日《明報》，此版本內容及字眼略有修改】